最近有媒体称，208家上市国企发布的2012年年报披露了192家国企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薪，其中年薪超过200万元的有十多位。更有中集集团总裁以998万元的薪酬位列榜首。

独具中国特色的高管薪酬

在中国，国企高管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领导，同时也是“高官”。他们在拿“市场化薪酬”的同时，又无须承担市场化所带来的竞争风险，此外，他们还享有国家干部所拥有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可以调任、升迁；医疗实报实销，不存在上限？？

高管薪酬和“国际接轨”没问题，高管薪酬市场化也没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承担着特殊身份的“政治高管”是遵从市场化原则优胜劣汰而来的吗？

中国式高管

全球经济复苏的缓慢而艰难，让易涨难跌的高管薪酬备受争议。对肩负企业重归繁荣艰巨职责的企业高管们来说，是要同甘共苦，还是要加大激励。这构成了一对矛盾，并在中国有了更富国情色彩的演绎。

在我国，国企高管同时又是“高官”，他们的薪酬设计缺乏科学的评估机制，也没相应的监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薪酬是自己确定的，责权没有明晰。因此，国企高管薪酬的规范，主要任务不是限制薪水，而是明晰其身份和责权。

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称，央企高管名义收入节节上升。2002年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以来，高管年薪和职工平均工资12比1的比例逐渐拉大。国资委数据披露，2004年至2007年，国资委监管下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分别为35万元、43万元、47.8万元和55万元，年增长14%左右。

高管年薪的天花板早已经被突破，一些央企负责人的收入为月50万以上。按照公布的年报，中海油、中集集团、宝钢、中铝年薪在100万元以上，前两位分别达到1，204.7万、684.64万。虽然这只是名义工资，但均打入公司成本。

不仅如此，一些公司管理人员众多、国企人浮于事的通病显现无遗。2008年中石油的员工总数约为106万人，人均营业收入约为17万美元；而埃克森美孚约为8万名员工，人均创造营业收入约为553万美元。也就是中石油32名员工的工作效率相当于埃克森美孚一名员工的工作效率。据笔者了解到的信息，一些垄断国企资金多到无处可去，除了四处挖掘投资项目以外，不断地以发放实物、购买商业保险、缴纳公积金等方式，其主要体现为高管或者职工的福利。

国有金融企业到底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永昌表示，如果是政府部门，高管的身份定位就应该是行政官员，财政部当然可以对自己的官员做出薪酬限制。这比较符合目前财政部的思路，不管企业好坏，高管的薪酬由财政部来决定。不过如此一来就回到了政企不分的老路上，因为对于高管来说干好干坏一个样，业绩好并不会增加其薪酬，这就很难调动高管的积极性。

如果将国有金融企业当成企业，那么由政府部门来规定一个企业的高管应该拿多少钱也是不合适的。可能有人会举出美国国会对AIG高管高薪的调查为例，来作为政府对企业高管定价的佐证。但值得注意的是，对AIG高管的调查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的，并且也主要集中在是否涉嫌欺诈获利。这与财政部的九折限薪令是法律程序与行政命令的区别。让行政之手远市场，以法律之规近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

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便于境外投资的顺利开展，允许一些国有企业采取对外以民间投资的形式，由高管人员代持国有股份。国资委成立后，国有企业逐步建立了以产权为纽带的管理关系，但据审计署的审计调查反映，“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中，个人代持股份的有关管理关系没有理顺，存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产权争议的风险”。

一位央企副总告诉记者，境外企业可能是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渠道。“以个人代持股的境外企业，可以通过内部整合、战略调整等方式，将集团内部资产装入海外公司。”据记者获悉，目前，国资委对央企境外资产的排查工作依然在进行，大多数央企已向国资委上报了个人代持境外产权的情况。此外，国资委还将对央企境外资产运营情况、资产类别、潜在风险作出全面统计。

境外国有资产目前基本是一本糊涂账，这是国资研究领域的专家们基本认同的一个现实。继中航油、中信泰富海外巨亏事件后，不久前，中铁建由于沙特轻轨项目实际工程量比合同工程量增加，亏损高达41.53亿元。记者从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个内部讲座中获悉，呈现在公众视野之内的央企海外亏损仅是境外国资亏损的冰山一角。我国境外资产虽然庞大，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机制，不少境外企业存在经营失误、债务沉重、经营亏损等问题。国资委领导在内部会议批评部分央企主管“为创造政绩”、“营造自己的王国”、“打造知名度”、“情况不明决心大”，盲目投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