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高管限薪受到人们高度关注后，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表示只拿“一元年薪”。曾经以6600万元“天价年薪”备受舆论压力的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更是做出了惊人之举，声明“自己2008年不领薪酬”。然而都并没有赢得满堂喝彩，这不仅是因为此举属于马明哲“个人行为”，媒体报道的措辞还用了一个“将”字，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搞不懂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他们是在像曹操那样的“割发”，还是为了企业“减负”？

三国时的曹操割发，是一种以发代首的“行刑”，用来表明治理严明。公元199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进行战略决战前，曹操坚信：“我虽不及袁绍兵多地广，但我军号令严明，故能以少击众。”他下令：“卒士无败麦，犯者死”。偏偏他自己的坐骑在行军途中受惊，踩坏了老百姓的麦苗。曹操说：“我虽不能斩首，但一定要加刑。”便将自己的头发割下一大把，掷在地上，以代斩首。这在当时看并非做秀，而是为了号令三军。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限薪并不是一种处罚，而是为了使畸高的薪酬趋于合理。因此“零薪酬”不能算作自罚，但是企业高管的用意却是像曹操割发那样，在威慑“三军”。其潜在的逻辑是什么？那显然是减轻劳动力成本的负担。当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决定自愿领取1元年薪后，集团内部就发出一份《同舟共济 共度时艰》的倡议书，建议党员干部带头“降薪”，“推迟年薪或领取一半年薪，推迟领取年终奖或领取一半年终奖。”无论在实际上是否起到了全员减薪的作用，其用意显然是为了为企业“减负”。

不过“一元年薪”或者“零薪酬”与曹操的割发为了法令的严肃性不同，那是非法的，因为这违反了国家最低工资保障的有关法规。企业高管也是劳动者，得到合理收入是正常的。如果我们承认“一元年薪”或者“零薪酬”的示范作用，就有可能使违反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非法行为合法化，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就难以落地。根据三一重工2007年年报，董事长梁稳根之前的年薪为63万元，相对于他的上百亿身家，2009年“一元年薪”的损失不过九牛一毛；而对于普通劳动者就不一样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将直接影响到一家老小的生计。“减负”即使不至于减到最低工资标准以下，也将减少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这固然一时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谋发展，却是与扩大内需的政策指向相悖的，将抵消国内市场行业振兴有关举措的作用。由此可见，“减负”不利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根本好转，反过来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当然，“减负”是为了生存，“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金融海啸使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如何发展的问题更为重要，坚持科学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社会和谐，不能以社会公正为代价换取发展。限薪就是为了社会公正，使人们对社会公正充满信心。如果企业经营不善是高管的责任所致，那么他应当付出的代价就不应当仅仅以自己的薪酬为标准进行衡量；如果企业高管承认自己的劳动价值应当为零，那么他就应当勇敢地辞职。在金融海啸面前，有作为的企业家应当更多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反过来要求为保证绩效而“减负”。“减负”式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是在掩盖自己的折腾，极有可能是假发展。如果在“减负”的逻辑中，“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那我们就不禁要问：胡可谓发展。正如汕头南澳县县委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与其乱发展，不如‘不发展’”。如果体现个人绩效的发展换来的是环境恶化、秩序混乱的恶果，就是白给也不能要。

当然，企业高管在金融海啸面前，采用“1元年薪”“零薪酬”激励自己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在严峻的市场形势面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才是关键，气可鼓而不可泄。如果高管降薪像曹操割发那样是法当严惩退而求其次，那也不能以谢国人。即使能够降低一些经营成本，其作用也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