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按照国务院阶段性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的要求，全国21省市都符合这一条件，其中除上海是从21%降至20%外，其余包括北京在内的20个省，其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将从原来的20%降至19%。

呼吁已久的养老保险降费终于放出了大招。

4月22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按照国务院阶段性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的要求，全国21省市都符合这一条件，其中除上海是从21%降至20%外，其余包括北京在内的20个省，其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将从原来的20%降至19%。

“客观来说，降低1个百分点的养老保险费率，短期难以解决企业燃眉之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这一调整的更长远的意义在于，最大头的养老保险首次在全国多数省份内都作出了调整，这有利于激活企业运营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按照人社部测算，如果养老保险费率所有调整政策都到位，符合条件的地区全部能够按照规定来降费率的话，大概每年可以降低企业成本386亿元 .

10省为何未被纳入下调范围？

之所以全国大多数省份的企业养老保险费率能降低1个百分点，这还要追溯到4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按照会议要求，人社部、财政部两部委近日下发了《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并规定：从2016年5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区、市)，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9个月的省(区、市)，可以阶段性将单位缴费比例降低至19%，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按两年执行。

政策背后，实际为企业养老保险降费设定了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有条件的省份降低费率；二是降低费率的期限按两年执行；三是降低1个百分点。

因此，李忠介绍说，此次满足条件降费的省份共21个。这意味着另外10省不属于此次降费范围内。21世纪经济报道对比发现，这10个省分别是：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陕西、山东、青海、广东、浙江、福建。

其中，东北三省、河北等省份不在降费范围之内，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孙永勇告诉记者，这主要与当地养老基金结余吃紧有关。比如，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显示，在2014年年底，黑龙江的养老基金赤字就已进一步扩大，已增至-106.149亿元；而同期养老基金当期结余已降至不到3亿的河北、吉林，同样也属此类。

广东、山东、浙江、福建等4个人口流入地，且是养老基金富足的地方，之所以不降低费率，是因为这些地区养老保险费率本就低于全国20%的平均水平。比如，山东和福建的养老保险单位费率是18%，广东和浙江则是14%，因此本身难有费率下调的空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养老基金紧张的省份也属于此次降费范围，这会否影响当地基金可持续性或个人待遇发放？比如，在2014年年底，宁夏的养老基金当期结余就已大幅减少了113.79%，并出现了-1.08亿元赤字，而且与之类似的广西、海南等养老基金吃紧的省份亦被纳入降费范围。

“就1个百分点的降费力度而言，本身其影响不会太大；而且养老基金结余有压力的省份再降费，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力度也会予以弥补。”孙永勇解释说，按照人社部测算，多数省份在降低费率1个百分点后仍将保持基金当期收大于支，即使少数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也完全可以使用累计结余保证待遇支付。

企业成本下降有限

听到北京也属此番养老保险单位费率下调的省市，一家已在新三板上市的科技初创企业财务总监长舒了一口气，她当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去年企业每月缴纳11万-12万的社保费用来看，下调1个百分点的养老保险费率，其一年可减少约5万成本。

“降费期两年的话，也就10万左右；相对于社保五险占到我们工资性支出约1/3的负担来说，还是微乎其微。”上述人士坦言，而且每年缴费基数都在随着工资上涨，因此整体负担恐怕难有下降。

比如，据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报道，全国包括江西、上海、山东德州都已开始陆续上调了今年社保缴费基数，像上海依据工资涨幅变动，本年度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调了8.9%，高于上年0.7个百分点。一升一降，这就可能对企业降负形成冲抵效应。

“对于微观企业来说，只降低1个百分点的费率，确实与其预期有差距。”孙永勇说，但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平性如何解决，因为从实践来看，不同企业缴费存在“名义费率”和“实际费率”两套模式，这一现象已成为突出矛盾。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因为养老保险缴费由缴费基数和缴费费率两者共同决定，因此在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的过程中，“工资透明的企业会按20%的名义费率来给员工缴养老保险，而工资不太透明的企业就有可能通过漏报和瞒报手段，以低于20%的实际费率来缴养老保险。”

“受此影响，我们名义28%的养老保险费率，实际缴纳费率只有18%。”程杰说，这其中很多企业并不是按实际工资缴纳养老保险，而是以社会平均工资线为基准。

孙永勇说，这也是为何养老金替代率不足预期的原因之一，虽然在政策设定之初确定了28%这一在全世界都较高的名义费率，但养老金替代率实际却只有40%左右，远未达到预想58.5%的替代率水平。

“政策性费率太高，管理却不跟上，实际基金总收入还是不及预期，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降费率，夯实费基，增强大家对制度的信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多次强调，在降低社保费率的过程中，要加大力度夯实费基，因为按照我国现阶段养老基金财务状况来看，恐怕很难大幅度降低养老保险费率；但更重要的是，夯实费基不仅有利于解决企业间公平性的问题，也能提高企业参保性，为更大力度的降费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