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日前公布，明确规定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按照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这是1988年国务院发布《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后，我国对女职工保护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相对于“老规定”而言，新规定扩大了使用范围，覆盖到所有用人单位及女职工（包括女农民工），同时也明确了产假待遇和生育险费用的支出。

以2010年胡锦涛主席提出“体面劳动”为标志，在多年“资本报酬优先、兼顾劳动报酬”的经济发展后，提高劳动报酬，不仅已是上上下下的共识，这种共识亦开始指导建设实践。

我们看到，一方面，政府着手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力求在初次分配中就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也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特别是近些年来，这种趋势处于不断加速之中。

事实上，提高对女职工的福利保障水平，只是近年来政府加大对劳动市场保障力度的一个缩影。2007年出台的《劳动法》，就是从法律层面加大了对劳动者既定权益的保护，在当前劳资关系处于有利于企业的失衡中，政府“有形之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资本资源的相对稀缺和劳动力资源的相对过剩，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全部推给市场“无形之手”去矫正，恐怕仍将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在高GDP速度的背后，是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保护成本和低资源产品价格，这在经济发展之初是不得已而有效的选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之后，还继续原先的这种粗放型的发展路径已无法再凝聚起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发展不是改革发展的目的，人民幸福才是改革发展的目标，改革的成果必须尽可能多地由全社会成员共享，也就是说，需要逐渐推动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路径，提高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报酬。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在于具体地干预微观劳动市场，不在于具体干预企业对于劳工的雇佣、干预劳动合同。政府所需要做的，一方面是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建立起一套法律和制度规范，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以及受到侵犯之后能够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比如，农民工的较低工资是一个当前经济结构下的经济现实，但欠薪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政府需要为社会提供“兜底”的社会保障，在力所能及的财政条件下，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福利。劳动报酬不仅只是货币工资和实物报酬，也包括社会保险，后者正是我们政府现在所积极从事的工作，也是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即逐渐弱化、淡化财政的投资属性，而逐渐强化财政的民生属性，从而将更多的钱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环保等民生领域。

因为劳动节，因为劳动之美，五月得享光荣之月，但如果光荣的劳动不致富，不是长久发展之道。政府对于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在政策、法律、资源方面越来越多的倾斜，正是社会主义关于劳动创造财富世界观的内在要求，也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