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僵尸企业”？

根据官方表述和业内解读，应该是指没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低效占用资源，特别是依靠财政“输血”、银行贷款存活，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

有学者还给出了量化指标：那些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三年为负数的公司，都可以称为标准的“僵尸企业”。

央企则被看做是清理处置“僵尸企业”的主战场。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今后两年央企要以提质增效为重点；要加强分类指导，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近期，各部委、地方政府亦重拳出击，积极部署化解产能，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央企中有多少家“僵尸企业”？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生存现状如何？面对这一场关乎自己生死的改革攻坚战，它们如何看待？

一个僵尸企业的自白：我觉得我死不了

“减产（和停产）方案已经跟公司相关部门打过报告了，撑不住了。”长叹一声后，一位有着十余年从业经验的某央企地方公司“老兵”王明（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这家不愿具名的央企地方公司只是众多央企中规模最小的单元之一，它身处产能过剩行业，如今企业的现金流出了问题，即将面临停产。

作为公司管理层，王明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产能过剩。

僵尸企业是怎么形成的

“归根结底还是低端产能过剩”

自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崛起，王明所在央企的市场垄断地位、定价权相继被打破。

“其实，原来因为控制了市场约70%的产能，我们央企还有话语权。但自从民企投产了以后，像山东几个发展较好的民营企业占据了市场份额，我们连话语权都丧失了。”王明说，自己所在的企业所处的是一个产能过剩、竞争惨烈、优胜劣汰的行业，是央企中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

但无可回避的是，无论是央企还是民企，严重产能过剩正在挑战着整个行业的经营底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从这一年的第三季度开始，该行业产品价格迅速下滑，此后四五年间，市场环境愈发严峻。2011年，每吨铝制品的价格是16000元，2012年为15600元，2013年下降到14400元左右；如今，价格已不到13700元，据说这已不抵行业平均成本。

“公司走入这样的困境，归根结底，原因还是产能过剩，并且是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想当年产品卖到6000多一吨的时候不是一样卖吗？而且当时矿石100多元一吨，成本非常低。”王明对记者表示。

“就跟生物链似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要了，没有人用了。其实，我们也寄望于将产品深加工，丰富产品种类，拓展下游应用领域。然而还是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创新力度不够，因此在行业的深加工等方面还是欠缺。”王明直言，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低端产能过剩，“举个例子，在汽车配件上，能用铝材的地方都不用钢铁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其他的还能向哪里拓展呢？”

然而，即使在恶劣的行业形势下，像山东魏桥、山东信发等国内一些较大的民营铝制品生产商，仍保持一定的盈利能力。

王明告诉记者，氧化铝生产的技术，最早对民企来说是个瓶颈。但随着大量投资涌入行业，央企内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大量流失，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只要你有钱，就有人来帮你建厂，来帮你组织生产。目前来看，还有好多民企要上氧化铝项目，民间的钱太多。”王明说。

僵尸企业生存现状

剥离人员、变卖资产，千方百计上缴利润

王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为保障上缴利润，2015年公司确实用尽了办法，“包括我们把矿石挖出来以后，品位好的矿石卖给民企，品位差的自己用，降低工人工资，变卖资产，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增加非经常性盈利，终于完成了总公司分配的任务，上缴了数亿的利润。”

企业经营已经如此困难，为何还要保证上缴利润？

“这是我们央企的通病，效益好的时候，把底下进货权、销售权等都收上去了。子公司只搞生产，就是一个车间。效益不行了，赔钱了，销售不出去了，又把权力都下放下去了，只规定上缴利润总额。交不上了，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现金流要断了，那你就彻底停产，总部没有钱扶持你。”王明直言。

对此，工人不是没有埋怨。

据他介绍，早在2015年1月，公司就确定了剥离人员的具体方案。方案保留操作工和管理人员，选择剥离电、钳、焊、清理等辅助工种。辅助工种仍维持此前的工作量，但只保证原工资的75%。想要保持原收入水平，只能靠工人个人在周围的企业“找活干”。

根据这个方案，2015年1月，公司“被剥离”人员达5000余人。

“2015年职工收入很低，很可怜。”王明说，“上班20年以上的工人，包括现场的操作工，一个月也就是2000块钱，其他人一个月只能拿1500块左右。”

“央企就是这个通病，头重脚轻。前两年，北京总部办公楼还往外出租呢。但随着这两年‘做大做强’，总部也不断扩张，现在还得租别人的办公楼。”王明坦言，“有什么办法，就是父子关系，我们是人家儿子。”

僵尸企业眼中的“去产能”

企业每次改革，都是高成本运行

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去产能为2016年中国经济的五个主要任务之首。李克强总理指出，认真论证并合理确定未来三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目标，设定钢铁和煤炭全国总量“天花板”。此后，去产能在政策和舆论层面开始迅速发酵。

如今，摆在王明及其同事面前的直接问题是，2016年到底要不要减产？要不要停产？

王明透露，针对目前企业的情况，内部拟定了几个方案。总体来看，若全面停产，亏损将高达十几亿；若部分停产，亏损面相对较少；若仍维持生产，亏损面相对更小。此外，还有一个重组的方案，将与其有关联业务的子公司合并，如此能够减少数百万的关联费用。

与此同时，人员剥离的方案也在酝酿，王明的数千位同事面临着未知的未来。“也不叫解聘，叫放长假。就是给点生活费，总部也是爱莫能助啊。”王明说。

“其实，我们每次改革过程中，都是高成本运行。”王明直言，每次要出台政策，从总部“放风”出有关改革的消息，到真正实施方案“金锤落地”之后再过上一段时间，公司的生产成本才能回正常，这期间生产都是高成本运行的。

“因为大家心里都没底了，下一步我去干什么，我还能不能在这儿，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前途了，谁还操心厂里的生产问题啊，所以生产事故不断。这样一来，生产成本能低么？”

僵尸企业如何看待自己的明天

“死不了；想划归地方”

王明表示，看到有关于“僵尸企业”的新闻，他们确实心生警惕。他对记者分析指出，自己所在的公司一旦全部停产，直接影响的人群将达10万。“除我们公司之外，业务相关的几个下游企业以及为我们供电和供气的企业都会受影响，这些企业的员工及其家属估计在10万人左右。这还不包括间接做生意的。”王明说，“10万人生活没有着落，这可是个大事。”

“客观上讲，我觉得‘僵尸企业’还是会存在的。”王明直言，“毕竟这些企业仍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稳定家庭就是稳定社会。”

其实，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建设的大型国企，王明所在的公司在30多年的建设发展中，确实为地方经济和周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明直言，地方政府不会愿意看到“僵尸企业被清理”的情况，因为要保持社会稳定。自己所在的县级市共30万人口，仅围绕自己所在的企业伴生的人口就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人不稳定了，怎么办？”

王明称，据他了解，其他产能过剩企业有别的办法获得放贷或政府的支持。“比如某地方国企，其所在省份的地方政府直接问他们今年赔多少？赔19个亿，给你20个亿。还有一家地方国企，一个月地方政府补贴一个多亿啊。但是对于非地方国企的央企呢？地方政府会不会给这样的补贴？或者采用什么样别的方式？”

“针对即将面临的减产或停产的可能，我们已经给市政府打报告了。”王明说。然而，王明对于能否获得这样的“输血”表示悲观，因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已经十分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