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把厂迁到东南亚去，结果后悔了。为什么？东南亚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讲纪律，那里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第二、东南亚工人不努力学习，中国的工人，师傅带徒弟还在那学，而东南亚人一味地想消费，想玩，想放假。

把工厂搬到东南亚的企业家后悔了，打破“大锅饭”才能有积极性

链条是从最弱的环节突破的，中国的双重转型实际上一个是体制的转型，一个是发展的转型。体制的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双转型是结合在一起的。

计划经济链条是很严密的，怎么突破？就从最弱的环节突破。计划体制最弱的环节是农业，因为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城市居民是不一样的。只要你是城市居民，你总有粮票、油票，以及其他的一些票证。再怎么困难，还可以一个月有两斤肉。所以，城市居民如果没有工作，只要你愿意干，种树、修路，也能够得到一定的生活费。但是农民不是这样，农民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肉票。

所以，这是最弱的环节，农民生产按照政府的计划做了，你的生活却没有保障，就给你一块地。但是，这怎么办？所以只要一有松动，农民那种改革的愿望是最强的，改变现状，突破就在农村。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开始动起来了，“大包干”是从农村开始的，不仅是安徽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四川也有。但是，这个口一开以后，中国的改革就挡不住了。

接下来，就是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要紧的。在中国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群众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农村搞了“大包干”了，粮食增产了，农民能吃饱了，而且有积极性了，于是农民开始向城市，向建筑工地流动，寻找就业机会。

这是中国一个大变化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农村劳动力多了。中国劳动力不足，可是“大包干”以后，积极性起来了，劳动力就多了。多了以后，给咱们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办乡镇企业。自己有劳动力，自己建厂房，到工厂去买那些下脚料来做原材料，乡镇企业起来了。乡镇企业生产了产品就要卖，谁来卖？自己找门路。

1980年代初，你坐火车和长途汽车，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穿一件西装，有时候还打个领带，但身上的大包小包证明他们是农民。他们走遍全国，是乡镇企业产品的推销者，因为他们要自己找销路。

这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一个乡镇企业的商品市场开始形成了。跟计划市场并行的是乡镇企业市场，这个并行就意味着，统一的计划经济被打破了，谁打破的？农民打破的。农村的改革是农民“大包干”以后，农民到处在流动，农村的变化体现在这里。

此外，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也发挥出来了。因为农民已经不仅局限在农村种自己那块田了，到城市来做工，尽管户口问题没有解决，只要有工作做，能赚钱就行了。

这些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没有，但是在中国有。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亚非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在搞发展，可是他们的发展很明显，他要摆脱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社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是不会逆转的，不会倒退的，因为谁会愿意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去，没人愿意，他一直在向前走，因为目标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是不一样的，双重转型，既要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也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改革中必须慎重，必须稳步前进，不能让人家感到失望，提高民生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经过计划经济来的。城市里的人，过去不管怎么说，还有铁饭碗，还有大锅饭，把大锅饭打破了，把铁饭碗打破了，而民生却没有得到改善，社会就不稳定。

所以，我们的国家在双重转型中，给发展经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在双重转型的国家，才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有可能逆转。这个是我们以后的改革都要注意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改善民生？因为有一个对照在那里，是大锅饭。大锅饭从哪里来呢？他不是一个锅吃饭，它是两个锅吃饭，甚至三个锅吃饭。所以，

《水浒传》第19回到20回，晁盖立下梁山的分配原则，从山下抢到财物以后，作为分配的部分放在大厅当中，山上少数头领吃这半，众多喽们吃那一半，是两口锅的平均主义。这就是梁山上的分配原则。

计划体制下不也是这样吗？你属于这个城市，在这个锅里吃饭，属于那个城市，在那个锅里吃饭，所以有大灶、中灶、小灶、特灶之分。但是，过去人不知道的，谁知道看《水浒传》要注意哪个地方。反正我跟我认识的人，咱们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不知道锅外还有锅，我也不知道那个锅里吃的什么东西。

最难的就是就业问题

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强调产权改革。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北京大学hr369.com做了一场报告，当时正要放开价格，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就是要产权改革，因为国有企业不改革，光放价格有什么用，他也不承担风险，一定要进行产权改革。明确产权，然后怎么做？要不要走股份制道路，这就是当时在办公楼礼堂的那场大论战的开始。但是，最后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又经过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终于明确了，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中国最难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因为中国的农村人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注意中国的就业问题。我当时提出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

把就业放在优先地位，兼顾物价的上涨，这就告诉我们，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就业始终是重要的。实际上到今天，就业问题仍然是重要的问题。就业问题重要，通货膨胀问题同样重要，这给我们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又提出了很多新问题。

提高自身素质，就业才不是难题

我最近带队在一个工厂考察，投资了很多亿，我问那个企业负责人，你投了这么多亿，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能够增加多少就业岗位？结果他回我的话，一个都不增加，还裁员呢！我用的是机器人。这样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产品才能到国外去竞争，我增加少数的管理人员。但是，要有一定的素质。所以，只要投资，

劳动力就回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很多工厂里，我跟企业家们谈，我说你工厂怎么样？他说现在工人太难找了，为什么？技工短缺。

他说我有两个朋友，刚好也在这边，他们把厂迁到东南亚去了，结果后悔了。为什么？当初迁到东南亚的时候，认识到一点，就是东南亚的工资比我们低，大概只有中国工资的一半，有的比一半还少。那不是好事吗？他说不行，他到那里就后悔了，想回也回不来了，工厂也建了。第一、东南亚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讲纪律，中国工人一般很讲纪律，而那里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第二、不努力学习，中国的工人，师傅带徒弟还在那儿学，而东南亚人不努力学习，而且一味地想消费，想玩，想放假。

中国的下一步，将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现在缺的是技工，将来怎么办？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本文整理自厉以宁近日在“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做的演讲。)